“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是我们论及基层治理重要性时经常引用的一句话，表明了基层社区的重要地位，也表明了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就行政而言，社区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就生态而言，对应中层和高层，社区是整体治理生态中最基础的层面。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对社区治理的再次审视，但有关社区治理的讨论基本都在讨论如何治理的问题，而很少关注到社区治理本身的基层性。作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基础，社区治理的基层性有以下三点需着重强调。

一是法治底线与政治红线。社区处于国家治理的神经末端，又和老百姓休戚相关，法治思维是底线思维，不可逾越底线半步。社区在公共治理的部分，应该遵奉“法无明文不得为”的审慎，合法合规合理使用权力，“使民以时”。同时，基层社区应该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在治理过程中首讲政治。只有基层做到了“以老百姓为中心”，宏观上的“以人民为中心”才能落到实处。

二是注重目标与灵活变通。社区治理一方面以服务所在社区的居民，提升其获得感与幸福感为目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社区局部改善与社会全局提升的关系。因此，社区治理必须紧盯核心目标，注重社区整体环境的改观和社区全体居民的体验。基层社区千姿百态，人情冷暖各有特殊，目标的实现无法简单复制和依令而行，需要适时作出调整变化，要使用老百姓理解的、可接纳的方式予以变通。

三是促进多元与培育生态。不论是“多元善治”还是“多元共治”，都强调“多元”。多元首先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大家一起来”。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状下，不同社区在治理方式、治理路径和治理效果上也可能存在多元化的状况。社区治理过程中要积极迎接和促进多元化发展，更要促进多元主体和多元内容培育出一个基层的生态。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也正体现了这种多元化和生态化的发展要求。

就基层而言，社区治理的关隘仍然在“动员”，而“动员”在任何时代都是在构建和达成关于“我们”的概念。“社区是我家，爱护靠大家”，这是在社区内将家类推至所有人，让大家形成对于社区的“我们”感。“我们都是中国人”，也同样是在不同层面构建“我们”感。这种“我们”感的构建，也就是不同治理模式在动员时的最大区别。如何看待社区，怎样进行动员，体现着基层治理的特性与水平。

社会管理时代，社区是基层管理的最小单元，基本上是一个行政区划下的空间管理的视野，动员主要依靠行政动员和政治动员。社会治理时代，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但却更强调自治和共治，其动员就更依赖于社会的“自治”和“共建共治共享”。此处之“自”，并不简单地指社区内的所有老百姓，而是所营造出的整个社区共同体；“共”也不简单地指大家一起来，而是要打破边界，多向度、多维度联结，从空间之治走向社群之治。

社会工作在动员民众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对于“我们”感的专业化处理。社区民主议事时，我们是“利益相关人”“议事群众”和“主持公道者”；儿童活动时，我们是孩子的“监护人”“看护人”和“关心者”……这些都是在逐步发掘和养成社群治理的基础，让人们意识到，遇到问题时，我们不用总是向上去求助于政府，而是在关注身边同类人的同时，联结起来“自组织”以解决问题，“不给政府添麻烦”。

社会工作所构建出的“我们”，自身具有黏合性，就像那些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圈子、边界和文化，也有自身的行动力，能够自行判断、分析与解决问题。当然，这样的“我们”，可能不在某个院落的名单里，不在某个亲戚的圈子里，也不在某个单位的系统里，而是属于社群的，也是属于社会的。

（作者系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