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背景

据社科院权威发布，“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呈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老龄化程度将成为全球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发布，自2015年开始，家庭化迁移成为人口流动的常态，越老越多的老人加入到流动大军，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持续增长，规模已经达到近1500万人。毫无疑问，我国正在朝着高度老龄化社会的方向发展，人口流动与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两大人口问题。

随迁老人，也称“老漂族”，指户籍仍在原居住地，但由于家庭养老、照顾子女或孙辈等原因，随着迁移和流动，进入另一个城市生活的老年群体。当前，学术界对流动人口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农民工子女等群体，随迁老人群体因在流动人口中占比较低，与之相关的研究较少。然而，随着当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一特殊群体定将日益扩大，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于大多数随迁老人而言，当他们从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离开，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异乡，难免会因此出现城市适应、社区融入、社会支持、精神健康等层面的问题。主观幸福感（SWB）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是以自己主观而非客观的标准为依据，指个人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和总体评价，包括感觉到积极情绪的出现和消极情绪的消失[1]。本文章通过了解随迁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并从社会工作介入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帮助随迁老人提升主观幸福感，从而提高其晚年的生活质量，以丰富随迁老人领域的研究成果。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成都市的青羊区、温江区、大邑县三个县区内的随迁老人和本地老人为研究对象。随迁老人的纳入标准为：年龄在60周岁以上；原居住地为成都市以外的地区；迁入时间有半年以上；能够配合回答问卷问题。

2.2  研究方法

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对本地老人和随迁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程度进行比较分析。MUNSH由24个条目组成，反映了正性情感PA、负性情感NA、正性体验PE、负性体验NE，总分=PA-NA+PE-NA，得分范围为-24至+24，总分越高代表主观幸福感越高。同时，采用自编问卷调查随迁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家庭状况、社会交往、生活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福利等维度。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实际发放量为250份，收回有效问卷233份，有效回收率93.2%；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实际发放量为170份，收回有效问卷155份，有效回收率为91.2%。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结合地理位置、经济条件与方便程度等原则，在成都市域的三大圈层，抽取青羊区（一圈层）、温江区（二圈层）、大邑县（三圈层）作为样本框。在三个样本框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滚雪球抽样，对本地老人和随迁老人进行问卷调查。

采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基本特征

随迁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的受访者主要以随迁老人为主，男女各占比例较为平均，样本基本特征如下（见表1）。绝大多数（91%）的受访者年龄在60-80周岁以内，五成以上（55.5%）的老人受过小学阶段的教育，有一定的知识文化基础。在职退休前业方面，农业从业者以及企事业单位员工为受访者的主要职业，各占三成（30.3%，34.8%）。近五成（49%）的老人来自本省的乡镇/农村，少数老人来自外省，并且绝大多数（61.9%）老人的迁入时间为5年以上。

表 1样本基本特征

3.2  随迁老人与本地老人主观幸福感情况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的受访者包括127位（54.5%）本地老人和106位（45.5%）随迁老人。随迁老人和本地老人相比较（见表2）发现，随迁老人的总分（16.7分）显著低于本地老人（19.45分），表明随迁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低于本地老人，随迁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待提高。

表 2随迁老人与本地老人主观幸福感量表得分

3.3  随迁老人的个人情况

多数受访的随迁老人自述迁入新环境居住并非自愿，而是对子女家庭的支持。受访者中大多数（65.1%）的随迁老人主要是为了方便养老而迁入，也有近三成（27.8%）的老人是为了照顾子女和孙辈而迁移。老人们放弃熟悉的生活环境，被动来到新环境，内心极度缺乏归属感，再加上老人对自身的价值认识不够，认为自己无用，对自己的老年生活造成了困扰。在调查中许多随迁老人表示，“自己现在老了，啥都学不会，跟不上变化不中用了”，甚至表现出消极抑郁的状态，面临很多心理情感问题，导致随迁老人出现许多负面情感和消极情绪。

3.4  随迁老人的家庭状况

这些随迁老人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子女，活动也以子女家庭为中心。大多数（59.4%）随迁老人表示迁入后和子女孙辈同住，近四成（34.8%）的受访者与老伴儿共同居住，在问到老人是否愿意与子女同住时，有近三成（27.1%）的老人明确表示不愿意。经过调查发现，老人与子女之间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的差异，很容易出现沟通不畅引发家庭矛盾，往往老年人渐渐丧失话语权，“现在我们都做不了主了，孩子们说什么也不听”。另外由于新环境远离亲朋，无法诉说烦恼，情感方面缺少排解渠道，更增加其“无助感”，这都影响了随迁老人的身心健康都和幸福的晚年生活，导致其主观幸福感的降低。

3.5  随迁老人的生活环境

调查显示，接近五成（47.7%）的随迁老人对当地的生活环境并不是非常满意。主要体现在环境差异、生活习惯等不适应，以及语言、气候、饮食、文化方面的差异，约四成（36.1%）的受访者只能听懂当地语言的大概意思，但不会说，近四成（32.9%）的随迁老人只是比较适应当地的气候、饮食和文化，也有少数的随迁老人表示很不适应甚至完全不适应。毕竟老年人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减弱，很难短时间内改变原先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去学会新方言、适应新文化，久而久之沟通交流存在障碍，也影响了随迁老人的社会交往，使得随迁老人的负性体验增多。

3.6  随迁老人的社交状况

在社交方面，七成左右（65.8%）的受访者表示从不参与社区举办的各种活动，大多数人表示是因为不感兴趣。经过了解，许多社区并没有专门针对随迁老人的活动，活动对象往往是当地老人，而随迁老人缺乏对新环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对社区活动不感兴趣、积极性不高。在提及是否愿意回老家定居时，一半以上（56.1%）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少数（14.8%）随迁老人还没想好不确定。由此表明，随迁老人更愿意回到旧居，毕竟是自己了解的生活圈，不存在生活环境不适应、社会交往存在问题的情况。通过调查发现，往往对生活环境非常满意的随迁老人，更容易适应新环境，也更愿意参加社区活动，结交更多新朋友，其晚年生活更充满乐趣，主观幸福感也就越高。

4.  社会工作介入的策略

社会工作是坚持助人自助的价值观，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方法和技巧，帮助有困难、有需要的个人、群体和社区，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活动[2]。社会工作的对象和领域正逐步扩大，其中就包括老年社会工作，即专门针对老年人问题而产生的专业服务活动。不论是专业理论、价值观念还是工作方法，社会工作都与提升主观幸福感的理念和要求相契合，可以说社会工作介入随迁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无疑是一种理性的探索。接下来，将从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个方法入手来构建提升随迁老人主观幸福感的介入策略。

4.1  个案工作

个案工作是以个人为着手点，通过个别化的方式对个人及其所处的环境提供物质或精神方面的支持和服务。调查发现，随迁老人普遍自身的价值认识不够，自我价值感低，无用感较强，对生活缺乏激情，存在心理情感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代际冲突，容易出现家庭矛盾，家庭关系有待改善。

因此社会工作者对于随迁老人的问题介入，要注重随迁老人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心理满足感的提升，保持其身心健康，以及家庭关系的和谐[3]。可以采用精神分析治疗模式、行为治疗模式、人本主义模式、理性情绪治疗模式、问题解决模式以及家庭治疗模式。

对于个人层面，社工要做的是协助随迁老人调整好心理状态和思想观念，通过个案辅导疏解老人的不良情绪，树立正确积极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降低其无用感，发掘自己的价值。对于家庭层面，家庭是老人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场所，家庭成员需重视随迁老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社工可以与其家庭建立关系，了解随迁老人的家庭相处模式和家庭结构等，缓和家庭矛盾，发挥家庭成员对随迁老人的支持功能，帮助随迁老人更快的适应新环境，从而真正的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

4.2  小组工作

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方法，通过组员的互动和小组凝聚力，学习他人经验，改变自己的行为，正确面对困境，恢复社会功能和提升社会适应能力的服务活动。根据调查，随迁老人主要因为社会融入方面存在问题，进而影响其在新环境中的主观幸福感。主要体现为语言沟通等方面存在障碍，进而与周围老人交集较少，在陌生环境中社会支持网络薄弱，遇到问题无法有效解决。

社会工作者应将问题表现不同的随迁老人分为不同类型的小组，根据各自特点选择不同的介入模式，主要有交互模式、治疗模式、发展性模式和社会目标模式等。

社工可以依托社区组建小组，为随迁老人提供社交机会，提供情绪或其他方面的支援，让随迁老人除了依赖自己和家庭，也可以与周围人互帮互助。同时开展社会融入相关的小组，帮助随迁老人学习当地方言、了解当地饮食和文化等，促进老人的社会融入。另外，随迁老人在组内探讨问题、分享经验，既可以学习新事物和他人经验，共同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又可以加强组员之间的交流，建立友谊，甚至是增强与当地老人的互动，协助随迁老人重建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加自己烦恼的排解渠道，摆脱新环境带来的孤独感、焦虑感，使晚年生活充满乐趣[4]。

4.3  社区工作

社区工作是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对象，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动员和组织居民实现自助、互助和社区自治，预防和解决矛盾和冲突，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据调查发现，大多数随迁老人对社区活动不感兴趣、积极性不高，主要是因为社区缺乏针对随迁老人群体的专门活动，再加上对于新环境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另外，由于当地老人与随迁老人之间沟通交往少，相互之前缺乏了解，甚至二者之间存在误解与矛盾，导致随迁老人受到当地老人的“排挤”。

社会工作者在其中主要扮演倡导者、使能者、中介者、服务计划者的角色，协助随迁老人从“局外”群体转变为“局内”群体。

社工可以调动、利用社区资源，大力开展社区活动，也可以直接针对社区中的随迁老人群体开展活动，比如“老年同乡会”、“社区生活指引”等，鼓励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活动，丰富日常娱乐和精神生活，建立新的交际圈，让随迁老人在新环境中获得温暖，消除对社区的疏离感。并且可作为随迁老人和当地老人交流的平台，倡导当地老人理解并接纳随迁老人，营造和谐融洽的社区环境，帮助随迁老人建立和扩大社区支持网络，使其更快适应融入社区，成为“局内”群体，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

5.  参考文献

[1]唐丹,邹君,申继亮,张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03):160-162.

[2]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8-9.

[3]孙金明.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基于“积极老龄化”视角[J].人民论坛,2015(36):152-154.

[4]孙丽,包先康.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状况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城市性”兴起为背景[J].广西社会科学,2019(07):67-72.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四川农业大学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910626149）